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002年下半年，一篇长达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通过互联网敏捷传遍了全国。这篇文章从企业大量外迁的征象，引发了对深圳发展前途的担心。



文章在全国分外是深圳引起的波澜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于幼军也亲自对该文进行了回应。他首先一定：“作者是爱深圳的。”



同时他也对企业外迁征象进行了辩解：深圳发展到今天，我们有一批企业在做强做大，从他们自身发展的必要出发，要到全国各地，下一步还要到国外，去建立分支机构、甚至研发基地，这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这些公司的总部还留在深圳，还把根留在深圳。有企业要搬走，也有企业要搬来，这来往来来往去，很正常。



事隔不到两年，浙江省的“怙恃官”也不得不面对企业大量外迁的事实了。而他们对企业外迁发表的观点也与于幼军颇为相似。



于是，就有了浙江企业究竟是“外扩”照旧“外逃”，究竟是“溢出”照旧“挤出”的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的真正焦点是如何给企业外迁“定性”：假如企业是被本地恶化的环境“挤出”，不得不“外逃”，那么浙江的地方当局就要挨板子了；假如企业是由于本地经济赓续发展而“溢出”，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外扩”，那么则可以成为浙江的地方当局发展经济有功的明证。



笔者看来，这种争论的意义其实并不大。从浙江省工商局《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课题调研报告看，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离别浙江既有本地产业价值链提拔过程中的“外扩”，也有不堪本地发展环境恶化而产生的“外逃”。



笔者以为，企业外迁征象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中小企业地位的边缘化题目。



近年来，浙江省一向痛感在引进外资方面与江苏的差距太大。一个被广为引用的例证是“浙江全省引进外资的规模还比不上苏州市。”



之所以要吸引外资，天然有特别很是雄辩的理由：浙江的产业结构要升级，要离别长期以来的“低、小、散、乱”，为浙江产业价值链的提拔夯实基础。浙江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也不是“来者不拒”，而是重点瞄准技术领先、管理先辈的国际级大企业。



在类似思想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当局部门近年来还较多地出现了抓“大”放“小”的倾向。



调查表现，目前浙江省各级当局的抓“大”力度有增无减，普遍正视抓那些规模企业、龙头企业、效益企业、纳税大户，还都出台了很多扶持和奖励政策。但对以“小”为特性的中小企业，或相对不够正视，或政策不够到位，其政治地位也好，经济待遇也罢，都比不上“大”企业。



如许一来，中小企业不仅在资源分配上渐渐滑向边缘，而且在生理上也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一些企业迁到外埠之后，却被奉为上宾？？“麻雀也能变凤凰”。强烈的对比导致了中小企业纷纷“却把异乡作田园”，而且逐步地“日久异乡成田园”。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查表现：中小规模企业成为该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主流。外迁企业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1477家，占89．5％。其中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的937家，占56．8％。



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浙江经济近年来之所以取得发展先机，与各级当局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大量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中小企业历来是欧美经济发展的支柱。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特别很是紧张，无论是在企业户数，照旧创造的ＧＤＰ、就业、出口额、投资额等方面，均有凸起的体现。



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迁移转变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不可避免的艰巨义务。毋庸讳言，在这个背景下，浙江迫切必要“世界500强”的先辈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万万不能由此产生一个误差：仿佛只要抓好了“大户”，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能够得到保障了。



考察浙江一些在国内外都拥有紧张地位的产业，几乎都是寄托中小企业支持起来的。



当局部门在促进产业升级的时候，万万不要忘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更紧张的题目是：创新必要平台，假如中小企业在本地没有立锥之地，遑论发展和超越？（记者　邹建锋）





地方当局：几多欢喜几多愁



“外扩”抑或“外逃”



浙江省私营企业协会是《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专题调研的重要操作机构之一。该协会秘书长潘立生说：“企业‘走出去’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浙江的企业自身的发展比较好。媒体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也是一件好事，可以让当局也可以更了解企业的现实情况。”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也持类似的观点：“这是个好事情。只有在改革开放到今天如许的时候，才可能有企业‘外迁’。”他认为，对于这个题目，“当局并不严重，倒是媒体挺严重的。”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对媒体透露表现：温州企业外迁、温州资本到外埠投资的征象是“外扩”而不是“外逃”。



他说：温州人赢利经历了四个阶段：劳力－产品－资本－脑袋，最高境界资本加伶俐。温州人通过资本对外扩张，说明已经进入资本经营阶段。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也多次为浙江民间资本走出浙江“正名”，称这种征象是资本“外扩”。



但是，《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调研报告也指出：浙江一些当局部门的职能转换和服务改动措施不如沪苏到位。少数把持行政大权的当局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进步。有的把个私民营企业当作本身的“摇钱树”；有的在企业审批过程中拖着不办变相设卡；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还有一些当局主管部门总想把“好事”都留给关系户，个私民营企业稍有“非分之想”，不是当头棒喝就是“不批不阅”。



另外，浙江省各级当局的抓“大”力度有增无减，普遍正视抓那些规模企业、龙头企业、效益企业、纳税大户，还都出台了很多扶持和奖励政策，但对以“小”为特性的中小企业，或相对不够正视，或政策不够到位，其政治地位也好，经济待遇也罢，都比不上“大”企业。



产业空洞化悬疑



大量企业外迁会不会导致当地的产业空洞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间产业经济研究部钱寻常博士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说：办企业毕竟不是做生意，要考虑产业环境和人气等。浙江的产业集群形成之后，事实上很难迁移出去，而单个企业迁移到外埠因为缺乏需要的配套系统，很难得到有用发展。



“浙江是团体竞争，而不是一家企业单打独斗。所以浙江的要素成本虽然赓续进步，但是许多企业照旧不敢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事例正好证实了钱寻常的观点：汪老师在温州瑞安投资兴办了一个一次性塑料杯的小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因为电力紧缺，企业一向无法正常生产，汪老师叫苦不迭：“企业停业要亏钱，开工也要亏钱。”记者问他为何不考虑迁往外埠。他说，江西等地的确有地方当局以特别很是优惠的条件来招商，但是考虑到企业的配套网络和贩卖网络都在温州本地，假如迁到外埠生产，照旧无法赢利。



但是兰溪市灵洞乡的水泥产业则是一个反证：因为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赓续上升，从1999年开始，当地水泥企业开始赓续外迁，现在灵洞人已在江西、贵州等省创办了130多家水泥厂，比目前灵洞乡水泥企业总数还要多。



当局该做些什么



钱寻常指出：“无为而治”曾经是浙江省当局部门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经验，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题目，就是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粗放式、低档次的发展模式一度比较普遍。



如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积累到了肯定程度，浙江经济面临价值链提拔的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就要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当地产业的升级。譬如许多共性的技术题目靠单个企业无力解决，就必要当局来组织协作。另外，当局要做好能源、环境等战略题目的规划和控制。



“浙江的当局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有所作为。不能越位，但是也不能缺位。”钱寻常说。



拥有正泰、德力西等闻名民营企业的乐清市柳市镇副镇长胡士爱对记者说：企业外迁有两种缘故原由，一种是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种则是由于当地的投资环境不佳。当局部门对此要进行岑寂地反思，到底是否存在服务不好、环境不好的情况。



《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调研报告提出了改善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建议：做好“阳光、空气、地皮”三篇文章？？“阳光”是指政策，要赋予个私民营经济发展新的阳光政策；“空气”是指社会容纳氛围，要让全社会鼓励支撑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空气更加清新；“地皮”是指办企业最大宗的商务成本，要让企业商务地皮成本更加贴近其承受力。



梯度转移给中西部带来机会？



钱寻常认为，产业发展到肯定程度之后，进行梯度转移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譬如深圳开放初期的产业有相称一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工业。进入1990年代后，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很多三来一补企业纷纷迁移至特区以外的东莞、惠阳等地以及外省区。



浙江的民营企业外迁也带有梯度转移的特性，这给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一些的兄弟省市带来了机遇。



安徽省马鞍山市市长姚玉舟今年年初在该市人代会上作当局工作报告时披露：2003年该市以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为重点，积极融入长三角，全年引进的300万元以上130个内资项目中，江浙沪占75％。



上饶市副市长刘翠兰在该市的一次会议上透露表现：“与我们山水相连、人文相近的浙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积累起丰富的民间资本，但在资源贫乏、水电等基本生产条件不能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追求对外扩张就成为一种必然。上饶具有雄厚的资源、优秀的生态、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对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假如我们自动出击，对接有力，就没有理由不成为东部资本向中西部加速转移的承接基地。”



对此，钱寻常提示道：那些指望借产业梯度转移“东风”的地区要做好规划，招商引资万万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否则很难有用地形成产业竞争力。



他告诉记者，最近给安徽省黄山市做了个新型工业化的课题，主题是怎样承接浙江的产业梯度转移。



“我们建议当地当局认真研究浙江的产业情况，看他哪些产业能够转移，搞清楚本地适合承接浙江的哪些产业。同时要反复研究自身的条件，看本身有没有能力承接他的转移？怎样承接转移？在此基础上进行定向招商，招进来之后进行专业化服务，让转移过来的产业敏捷形成块状和网络。”

浙江民企：缘何却把异乡当田园



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一份题为《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调研报告使浙江的民营企业外迁征象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份报告表现，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小我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团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



抽样调查表现，外迁企业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有1477家，占89．5％。



外迁的高潮发生在2000年以后，据对迁入上海市的210家企业抽样调查，最近两三年迁入的企业就占了60％以上。另据永康市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该市共有58家企业外迁外投，到去年底增长到600余家，外迁企业连年翻番。



有人感触：浙江的民营企业不仅是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东南飞了。



商务成本太高逼走企业



“企业会用脚对环境进行投票。环境不好了，企业会拔腿就走。”在8月26日的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如许说。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研表现，部分民营企业“用脚投票”的重要缘故原由是商务成本太高。重要体现在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三个方面。其中，地皮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也是调研中反映最激烈的题目。



抽样调查表现，40．5％的企业认为浙江省企业用地价格过高，58．7％的企业认为难以得到用地指标。在温州市工业园，其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曾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高价。在地价方面，上海、江苏占据显明上风，上海市青浦区的地皮出让价格每亩仅2万元，浦东、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均在8万元／亩。江西省的有些县，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地皮可以免费。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浙江省乐清市采访时，乐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华禄告诉记者，截止到今年7月尾，报名要求落户开发区新区的企业达680家，用地规模达到3．2万亩，但是新区已经批准的用地面积只有6000余亩，用地矛盾特别很是凸起。



“大量民营企业生产用地无门，不得不望而止步，另辟新径。这是造成大量企业外迁的直接缘故原由。”《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如许描述。



苏州市尼泊林木业有限公司是湖州市南浔区一家团体外迁江苏省吴江市的企业。该企业在南浔为征地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却一向未果。而外迁到毗邻的吴江市之后，当地当局指派专人为其代办建设用地的相干手续。



民建杭州市委会常务副主委毛伟志对记者说：民建在对一些外迁企业进行调研时有一个感受，就是许多中小企业对生存环境特别很是敏感，反应也十分敏捷，一旦本地的环境不适合其生存，则很快会转向其他地方。



空间拥挤：小企业成了“快淹死的鱼”



区域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上风，也是该省经济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货、领带、童装、打火机……在浙江仅有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地皮上，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浙江制造”的产品。但是浙江块状经济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现。



一家外迁企业的老板对浙江省工商局课题组成员透露表现：“企业的生长空间如统一只金鱼缸，鱼多氧气则少，金鱼的存活率就低。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渐趋饱和，统一片天空，统一个行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生存难度日益加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行业生长空间拥挤，是不少企业外迁的紧张因素。”



据温州市有关方面统计，目前该市从事皮革行业的企业达4000多家，有肯定生产规模的超过1000家，也显得特别很是拥挤。闻名的皮革生产企业？？红蜻蜓集团，目前已经在上海投资从事商务贸易行业，动手介入大型超市，其转行的一个紧张缘故原由就是行业过度拥挤。



据对湖州市织里镇童装行业的调查，近年来，因为偕行业经营户多、产品换代快，使童装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有的小规模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竞争；有的企业因产品积压紧张，无法正常运转而改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该镇从事童装制造加工的个体工商户已刊出了300多户。去年下半年至今，该镇共有20多家童装企业办理了刊出手续，湖州织里衡通晓制衣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纷纷改行向面料沙洗、餐饮业发展。



信用县长的勾引



曾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教授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守护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企业外迁的缘故原由许多，其中一个紧张的缘故原由是，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相称的规模，但是因为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了，他们很难在本地“出人头地”，但是一旦到外埠投资，则每每被奉为上宾，一些老板还在当地被授予“信用市长”、“信用县长”等头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以来，山东省平原县已经先后聘请了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水和惠特鞋业公司董事长项进康等四位温州民营企业老板担任该县的“信用县长”。



浙江省工商局把这种征象归结为：“做儿子不如做女婿”，“做存量不如当增量”。



很多迁入江苏的企业说，浙江企业在浙江本土，当然是个儿子，一旦到了江苏，人家就当成上门女婿，宝贝得很，“做儿子一辈子”不如“做女婿一阵子”。很多不起眼的浙江企业家在当地默默无闻，迁到江苏后都受到礼遇，当地向导还经常与企业联系，听取意见，征询发展要求，使迁入的企业产生“主人翁”之感。



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本省，天然属于经济“存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政策享受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没有任何优先的特别待遇。而迁到省外以后，就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量”。这些企业迁入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当局十分正视，无论是税收减免、地皮征用、银行贷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后代入学都能享受“贵宾”待遇。同样的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地之别。



很多外迁企业的老板都开门见山地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宁做增量不当存量。我们同样地纳税，同样地贡献国家，在江苏、上海显明感觉居于上风。企业不但能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而且花同样的钱能够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何乐而不为！（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 邹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