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汽车的保险杠比欧洲汽车的保险杠大。这听上去或许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细节，但对于负责会商一项美欧贸易协定的交际官们而言，诸如此类的题目有偏重要意义。开放市场曾经意味着消弭壁垒，这些壁垒旨在珍爱本国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目前欧美政府给人的印象是，《跨大泰西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是如许一种协议。现实上，这项拟议的协定属于另一种类型。
   多数旧式壁垒已经消弭，现在的贸易会商代表们把细致力放在了消弭欧美市场现行监管规定之间的差异。会商的目的不再是消弭珍爱主义措施，而是要和谐那些防止对消耗者造成损害的预防措施。
   这种努力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以往的会商。当你致力于降低关税时，消耗者会由于价格下跌而赞美你，而生产者则会抱怨你取消了珍爱主义措施。当我们开始讨论监管和谐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生产者对这类措施出台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由于它们会对医药、食品、金融产品、汽车等统统商品产生庞大影响。但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消耗者担忧——他们忧虑这意味着废除对他们有益的预防性珍爱措施。
   怎么才能拿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与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规定都比较接近的方案呢？双方的监管规定有着同样的目的，但在珍爱消耗者的力度和体例上不尽雷同。这是个严正的政治题目，比围绕关税的讨价还价要困难得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动手创建单一欧洲市场以来，欧洲人就一向在应对这一挑衅。未能明确TTIP会商也涉及监管和谐是一大失策。要化解公众的疑虑，会商代表们必要做到透明。
   另一个政治停滞与一项计划有关：如果投资者认为地方法规威胁到本身的投资，可以依据该协定起诉当局。会商代表们好像忘掉了反全球化的运动人士。这些声势很大的少数群体正设法说服消耗者，他们将不得不食用以含氯消毒液处理过的鸡肉，不得不食用转基因食品，同时美国数据隐私法将被强加在他们身上。在这种局面下，假如再引入潜在的投资者与当局争端，将会加重不信赖感。
   双方还低估了德国民意的转变。当我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欧盟贸易专员时，我们能信赖德国公众会支撑更大力度的贸易开放。但最近的民调表现，德国人对美国的信赖感远远不及曩昔——对于一个必要他们信赖美国监管机构的协定而言，这是个不好的征兆。
   我们怎么才能让TTIP重新步入正轨呢？必须奉行透明原则。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诠释，80%的会商内容涉及监管趋同。我们必须熟悉到，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初期收获一些成果，但这是一个长期项目。假如要容忍投资者与当局争端，那么这类争端必须有显明更加合理的理由。一旦法规上存在差异，会商代表们应该诠释，彼此不会触动对方的规定，或者双方都会执行现行珍爱措施中最严酷的措施。
   最后，双方应保留扩容TTIP以纳入其他感爱好国家的可能性。假如欧盟和美国战胜了上述停滞，让TTIP协定回归正轨，那么他们有望建立起全球监管基准，这将有助于兑现开放贸易的承诺。
（来源：FT中文网）